佛教中国化发祥地（一）电视解说词文案

将历史的页面翻阅到1700多年前，故事还得从永嘉之乱说起。这是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波及整个中原王朝命运的战乱，中国历史的重心初次由中原倾斜到了江南。

西晋怀帝永嘉五年，即公元311年，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，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，攻陷洛阳，并大肆抢掠杀戮，更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，导致西晋政权于316年灭亡。

祸起萧墙，是西晋王朝内部的八王之乱，使政权衰弱，经济残破，社会矛盾尖锐。虎视眈眈、窥视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，趁机发动战争。永兴元年（304年），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（今山西省离石县）起兵，建立汉赵政权。永嘉三年（309年），汉赵两次进攻洛阳，被击退。永嘉五年（311年），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、王弥、刘曜等率军攻晋，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，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，攻破洛阳，俘获晋怀帝，杀王公士民十万余人。

永嘉七年（313年），晋怀帝被杀死，司马邺于长安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兴。今天的南京，因避讳，由建邺改名为建康。后建兴四年（316年）， 刘曜又攻入长安，俘晋愍帝，西晋灭亡。318年初，晋愍帝被杀死。司马睿在建康即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，是为晋元帝。

“永嘉之乱”致使中国再次走向分裂。中国北部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代；南方则建立起东晋政权，史称“衣冠南渡”。江左之地，属扬州郡范围，成为北方世家大族迁居之地，而原属扬州郡后属会稽郡的剡县亦在其中。

佛教自东汉末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在长安洛阳生根发芽，在贵族和士大夫阶层，引起震动。印度佛教，如何与中原思想文化融合，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战乱频仍，浮生若梦，视富贵功名如草芥，追求个性张扬和自由，成为时尚。玄学清谈之风弥漫，佛教思想与老庄思想一拍即合，成为中原佛教思想的主流。这时，为大乘教般若教义的诞生，创造条件。而当时佛教界领袖，依靠王室背景，传播佛教教义和思想，风靡一时，其代表人物，就是竺道潜、支遁者流。是他们的隐居剡中名山，为佛教中国化发祥，提供优厚条件。

（推出片名）

浙江新昌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

浙江新昌，古代属剡县之地，早在东汉永平五年（公元62年），就有剡县人刘晨阮肇上天台山采药遇仙的故事流传，这里有一条仙源之路。剡溪上游三源，澄潭江、新昌江、黄泽江，流贯今新昌县境内。东南名山东岇山、沃洲山、石城山、天姥山，罗立如掌上，千山万峰，气势森森。西晋太康十年（公元289年），西域人幽闲，在今澄潭街道横联村建立兴建寺，是浙江佛教的先声之一，也是今天尚存（已改名兴善寺）绍兴市最早寺院之一。东晋南朝时期，这里是佛教中国化发祥地，高僧名士，云集其间。般若学六家七宗，大都诞生于此。本片以历史人物为主线，以新昌境内名山秀水如东岇、沃洲、石城为重点，着重介绍东晋南朝时期，佛教大乘教般若学在这里酝酿、发酵、诞生以及集其大成的历史过程，展示佛教中国化发祥地历史人物著名高僧竺道潜、支道林、僧祐等活动轨迹，抛砖引玉，还原一段被历史风尘淹没的事实真相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一

东晋宁康二年，也即公元374年，中原佛教界领袖、晩年隐居剡县东岇山水帘洞侧达三十馀年之久的高僧竺道潜，以八十九岁高龄圆寂，此事震惊朝廷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，立即派出专门使者，披星戴月，快马奔驰，以十万优厚礼金，送至剡县东岇山，为这位有山中宰相之誉的高僧举行隆重葬礼。孝武帝特下诏哀悼，诏书被保存在梁慧皎《高僧传》中，其云：“深法师理悟虚远，风鉴清贞，弃宰相之荣，袭染衣之素。山居人外，笃勤匪懈，方赖宣道，以济苍生，奄然迁化，用痛于怀，可赙钱十万，星驰驿送。”朝廷赐钱十万，厚葬竺道潜，这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大事。孝武帝司马曜，是东晋王朝第九个皇帝，也是简文帝第三个儿子，接位时才11岁。他因其父亲简文帝与竺道潜关系密切，当时以12岁时下的诏书。竺道潜墓亦在东岇山中，惜今已湮没，不知所处。

竺道潜（286～374），又名竺潜，字法深，山东琅琊（今山东临沂）人，东晋时期高僧。晋丞相、武昌郡公王敦之幼弟。王敦是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，成为当时权倾朝野、被目为“仲父”、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“王派”中心人物。正是有这样的王室背景，竺道潜在当时朝野中的地位之隆，不足为怪。竺道潜十八岁出家，师事中州刘元真，师出名门。至二十四岁，竺道潜讲《法华》、《大品》。既研究精深，又讲解精湛，故追随他学法问道者，常达五六百人。晋永嘉初，因避中原战乱过长江。

晋元帝司马睿及晋明帝司马绍、丞相王茂弘、大尉庾元规，都钦佩仰慕竺道潜的风德，对他既崇敬又友好。建武太宁中，竺潜经常穿着木屐，至宫殿内，时人以其品德崇高，都称他为方外之士，元帝、明帝、王、庾相继去世，他隐居剡山，以避当世，而追踪问道者，仍然络绎不绝，山门为之拥堵。竺道潜优游讲席三十余年，或讲《方等》，或释《老》、《庄》。信徒甚众，盛况空前。

至哀帝时，因好重佛法，频繁地派遣使者，殷勤徵请他。竺道潜因诏旨之隆重，只好暂回宫殿，即于宫殿内开讲《大品》，哀帝及朝中之士都对他赞赏有加。当时简文为相，以竺道潜为道俗领袖，优厚礼遇，无所不至。竺道潜曾经于简文处遇沛国刘惔。刘惔嘲讽他说：“道士何以游王宫？”竺道潜回答：“你自看为王宫，我看不过蓬户（茅舍）罢了。”竺道潜虽往返朝野，奔波劳碌，而心情不快，乃要求还剡中岇山（即今新昌东岇山），成遂其志向。于是逍遥林泉，以尽余年。

另一位深究佛理、辩才无碍的高僧支遁，派遣使者向他求买山之侧沃洲小岭，作为栖隐之地。竺道潜答道：“想来就给你。没有听说尧时隐士巢父、许由是买山而隐居的。”颇有点嘲讽他不懂求隐之道。支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中赞赏竺道潜。后竺道潜在剡县东岇山，率众同游，论道说义，高栖皓然，创佛教般若学本无异宗。

竺道潜在剡中东岇山有学生辈高僧多人，如竺法友，典籍称其志业强正，博通众典，曾随竺道潜受阿毗昙，一宿便诵。年二十四便能讲说。后立剡县城南台寺。又如竺法蕴，悟解入玄，尤善《放光》、《波若》。康法识，亦有义学之功，而以草隶知名。又写众经，被人推重。竺法济，幼有才藻。作《高逸沙门传》。凡此诸人，都是竺道潜之神足，因写《天台山赋》闻名，称掷地作金石声的文学家孙绰并为之赞。

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卷第4有《晋剡东山竺法潜》记载其人其事。从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竺道潜的生平事迹中不难看到，此人出身显贵，风姿伟岸，容貌堂堂，学问渊博，风度儒雅，影响所及，几乎成为当时出入于佛学界及政界首屈一指的高僧，其活动范围广泛，但完成其思想学问积蓄准备直至成熟的大本营就在今新昌县东岇山，他曾数度在此隐居、出山，并带领信徒在此研讨学问，晚年又圆寂于此。

东岇山，当地人称之为山背顶，又称望远尖，俗称水帘尖，在今新昌县东南20公里。西接鳌峰，南联沃洲，脉自新昌最高峰菩提峰来，遥接天台华顶。山体四面凌空，孤峰峭拔，登高眺望，新昌嵊州两县数百里如列掌上。水帘洞自峰尖直下，苍蟠翠峙间，一洞天开，门悬飞瀑，高35米，喷薄而下，若垂帘然，随风飘荡，光彩夺目，古人有诗咏之说：云连山势千层画，帘卷泉声一片秋。洞顶有潜公台，片石凌云，若垂云在天，传为竺道潜说法处。洞前有马蹄岩，传为支遁坐骑神骏所印。东晋咸康年间（335--342）竺道潜建寺于此，其高足竺法猷、竺法蕴、康法识、竺法济等均卓锡于此，与沃洲山同为江南大乘般若教义中心。此事被记载于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及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中。惜东岇之岇，为冷僻字，《世说新语》错为印山，而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则错为仰山。清鄞人闻性道著有《东岇志略》，载之甚详。